然而此時,京師形勢已經發生了微妙變化。
入夏以來,勵精圖治的“慶曆新政”,由于限制了權貴特權,侵犯了官僚階層的根本利益,遭到守舊派的猛烈攻擊。此時的宰相晏殊,仿佛置身事外,淺吟低唱着“一曲新詞酒一杯,去年天氣舊亭台。夕陽西幾時回?無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識燕歸來。小園香徑獨徘徊”的新詞,根本沒有融入如火如荼的改革大潮。
重臣夏竦更是指使台官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,欺罔專權,讓仁宗皇帝動搖了改革初心。
進入六月下旬,契丹國主耶律宗真親自率領十萬大軍,駐紮在雲州(今山西大同),朔州(今山西朔縣)一帶,揚言進兵西夏卻遲遲不見進一步行動,仁宗懷疑耶律宗真是不是在等待大宋國裡什麼人的配合,以造成呼應之勢。
雖然這懷疑後來被證明子虛烏有,但的确引起了仁宗的心理變化。
而這個變化的關鍵人物正是夏竦。
本來,歐陽修對這位江西同鄉并無惡感。夏竦是依靠乃父的聲名踏上仕途的,乃父夏承皓曾任職大名府,在太宗年間因抵抗契丹入寇死于戰事,夏竦得到朝廷撫恤,被錄為潤州丹陽縣主簿。而夏竦“資性明敏,好學,自經史、百家、陰陽、律曆,外至佛老之書,無不通曉。為文章,典雅藻麗”,所以,一半靠乃父,一半自己的天賦,夏竦順利進入政壇。
此外,夏竦也是做過一些好事的,比如曾經對範仲淹有過知遇之德。又比如,當他左遷襄州,正逢當地饑荒之年,雖“大發公廪”,将州庫中的糧食散發一空,仍不足赈濟災民。夏竦便打出慈善大旗,勸說州中那些大姓豪族拿出積糧,募得二萬斛,使四十餘萬人得以全活。
但夏竦私德不修,氣量局促,心胸狹窄,為人為官任數術,傾側反覆,常常睚眦必報。仁宗在老宰相呂夷簡因病緻仕後,一度授任夏竦為樞密使,但因他此前率軍與西夏作戰中口碑甚差而“複奪之”,轉而重用革新派人士,這使夏竦備感失落,把這筆賬記在了力推慶曆新政這一派人身上。
而時任國子監直講的石介,偏偏作《慶曆聖德頌》,贊揚朝廷退奸進賢,令夏竦深為銜恨。
夏竦為抨擊新政,令家中女奴臨摹石介筆迹,僞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廢皇帝诏書。盡管夏竦這次的陰謀未能得逞,但還是造成了不小的政治後果,杜衍、範仲淹、富弼、韓琦等革新派還是相繼被貶。
慶曆新政的敗象,這時已經初露端倪。
八月,歐陽修被任命為龍圖閣直學士。河北都轉運按察使。月初,河北路保州(今河北保定)駐軍不堪官員虐待,發動兵變,殺州官,占城堡,朝廷正組織兵馬進剿。加上契丹大軍集結北部邊境,仁宗有意選派大臣,充實河北路守備。
宰相晏殊則力薦歐陽修出使河北路。
在慶曆新政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,台谏官都反對歐陽修離開朝廷。蔡襄、孫甫等人一再上書,請求留任歐陽修。
蔡襄“乞留歐陽修劄子”說道:事有輕重,度才而處。才有長短,适用為宜。朝廷安危之論系于天下則為重,河北金谷之司系于一方則為輕。修之資性,善于議論,乃其所長,至于金谷出入之計,勤幹之吏,則能為之,任修于河北,而去朝廷,于修之長,則失其所長,于朝廷之體,則輕其所重。
他認為朝廷的谏官和知制诰,重于執掌一路财賦和監察權的轉運按察使,而且,歐陽修長于議論,适合留朝顧問。讓歐陽修去經度财賦和考察官吏,是棄重就輕,舍長用短,很不妥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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